作者：刘寅

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5期

摘 要：查理曼开启了对欧洲历史影响深远的“加洛林革新”，主教教区是改革的主要执行单元。对于里昂主教莱德拉德的生平及其里昂革新举措的史学还原，揭示了查理曼改革的运作机制与历史影响。里昂教区的“加洛林革新”，受莱德拉德个人能力、意愿、规划与资源的形塑。里昂的案例证明帝国视野给查理曼改革带来的开放性，改革使里昂与法兰克政权建立起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将这座城市有效整合进新兴的加洛林帝国体系。莱德拉德的改革成就标志着“加洛林里昂”的诞生。

关键词：查理曼 加洛林 里昂 中世纪 基督教

法兰克加洛林王朝第二任君主查理曼，在其统治中后期，对治下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宗教教育、行为规范与教会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从而开启了被称为“加洛林革新”的历史变革，对欧洲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前，学界的查理曼改革研究主要聚焦于改革的政治与宗教理念：弗莱肯斯坦认为，确立和推广政治和宗教生活的“正确标准”是查理曼发动体制与教育改革的核心动机；施拉姆强调，改革的实质是通过“矫正”确立社会规范和统治秩序；厄尔曼将“加洛林革新”理解为拉丁欧洲的一次“制度新生”，认为“查理曼所期望实现的复兴是依托教父传统、以基督教教义和教理观念改造当时社会”。由于上述研究反映出查理曼改革具有鲜明的观念先行、自上而下的实践特征，所以对改革在社会基层的落实程度及实践效果的叩问，成为推动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契机。

1977年，尼尔森发表专题论文，对“加洛林革新”是否实质性改变法兰克王国的社会肌理提出质疑。与此同时，麦基特里克聚焦加洛林改革的历史过程，通过梳理改革相关文献，如君主条令、宗教会议决议、主教法令、布道辞、礼仪用书、教理汇编、俗语文献等，探寻改革的具体实践过程。与尼尔森相比，麦基特里克的结论更为乐观，她认为通过各层级的文献传导，查理曼的改革理念和意图在基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此后，以文献为中心考察查理曼改革成为主流方法。通过分析和考证基层司铎用书、布道文集等文献抄本的生产、流通与利用情况，改革的基层实践效果愈加得到印证和承认。尼尔森也对此前观点有所修正，认为应当对“加洛林革新”的实际效果给予更多认可。

随着对史料的深入挖掘，一批改革实践者的身影逐渐浮现出来，使得更为立体、鲜活地再现查理曼改革的历史过程成为可能。以“人/改革实践者”为中心的研究视角，有利于深入揭示查理曼改革的运作机制、现实效果及其在不同地区呈现出的多样性和能动性，成为当前研究的新趋势。在学者钩沉出的各种人物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教区主教——他们大多既是改革文献的制作和使用者，也是改革在基层的实际执行者。查理曼治下的法兰克地区，主教教区数目接近140个。作为教区最高宗教权威，主教同时肩负地方治理的重要职能。查理曼以知人善任著称，对重要教区都有特殊的人事安排。主教教区成为查理曼改革的主要执行单元。

近年来，学界已就萨尔茨堡大主教阿尔恩和科隆大主教希尔德巴尔德的改革实践进行了较多讨论，但对另一位重要的改革推进者——里昂主教莱德拉德的关注和挖掘尚显不足。实际上，在莱德拉德的相关文献中，有一封他担任里昂主教期间写给查理曼的述职信，其中罗列了他在礼仪规制、教士教育、书籍生产、教堂修复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革新举措，对其“治理里昂教会”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因此，笔者拟结合这份重要文献，对里昂改革展开个案研究，以期进一步深化“加洛林革新”的历史认知。本文将按照以下结构展开论述。首先，对莱德拉德的出身、经历及社交关系进行考证和还原；其次，对莱德拉德在里昂推行的改革实践过程进行复原；再次，结合莱德拉德的生平和改革过程，总结里昂改革的历史内涵；最后以里昂改革为切入口，综合分析“加洛林革新”的推行方式、实际效果及历史意义。

一、莱德拉德的生平经历

根据现存文献的时间序列，莱德拉德首次现身于史料时，身份是巴伐利亚地区弗莱辛主教座堂的执事和弗莱辛主教阿尔贝奥的文书员。779年2月20日颁布于主教府邸的一份地产捐赠令状末尾署名是，“我，执事莱德拉德，在主教阿尔贝奥口授之命下记录”。另一份782年的令状末尾署名为，“我，忝为执事的罪人莱德拉德”。在担任里昂主教期间，莱德拉德在向主教座堂图书馆赠书时习惯署名“忝为主教的莱德拉德”。所以，根据“忝为……”这种不寻常的自称方式，学者认为，上述文献中的弗莱辛执事莱德拉德，与798 年至816 年担任里昂主教的莱德拉德是同一人。如果我们按当时教阶晋升惯例推算，莱德拉德可能出生于8世纪50年代左右。

奥尔良主教提奥多尔夫的诗作《致众法官》称，莱德拉德生于巴伐利亚。另一份间接证据暗示其出身贵族。将年幼男嗣托付主教或修道院长寄养，并以神职精英为培养目标，在中世纪早期欧洲贵族家庭颇为流行。所以，莱德拉德的幼年、少年与青年时代都应在弗莱辛教会主教阿尔贝奥身边度过，接受了完备的文化教育，包括抄工训练。

由莱德拉德记录的782年令状，是巴伐利亚公爵塔希洛三世与其子提奥多下令制作的。塔希洛所属的阿吉洛尔芬家族已在巴伐利亚维持了数代的世袭统治。8世纪80年代，随着查理曼的权力扩张，他与塔希洛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弗莱辛教会扮演了居中调停的角色。这一历史背景使莱德拉德与法兰克地区发生联系成为可能。事实上，782年令状本身就包含相关线索——该令状的开篇格式与法兰克腹地桑斯教区的一份令状惊人得一致。

莱德拉德在790年之前离开巴伐利亚，成为查理曼的廷臣。多年之后，莱德拉德在写给查理曼的改革述职信中，声称自己“完全依据神圣宫廷的仪式”革新了里昂的日课礼仪。在翻新主教府邸时，他特意添设了王宫特有的高层阳台，供查理曼驾幸时使用。对宫廷礼仪与建筑风格的熟悉暗示莱德拉德曾在宫廷供职。在此期间，莱德拉德与曾在查理曼宫廷学校授业的阿尔昆相识。“巴热斯抄本”为莱德拉德曾跟随这位当时拉丁欧洲最知名的学者研习过自由七艺提供了证据。巴热斯抄本是莱德拉德任里昂主教期间令主教座堂缮写室制作，后赠予主教教士团所属的圣司提反堂，包括波爱修斯所译的波斐利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波爱修斯的《亚里士多德〈解释篇〉第一注释》与阿尔昆的《论逻辑》等。该抄本被视为阿尔昆将逻辑学引入法兰克宫廷教育的证据。其祖本很可能就是莱德拉德受教于阿尔昆期间使用的教材。790年，在从法兰克返回英格兰期间，阿尔昆在写给萨尔茨堡大主教阿尔恩的一封信中，让后者向“我的同志与朋友莱德拉德送去问候”，并承诺在来年帮助莱德拉德明确自己的“期望与潜力”。与莱德拉德经历相似，785年成为萨尔茨堡大主教的阿尔恩，幼时曾寄养于弗莱辛教会并接受教育。两人可能在弗莱辛时就已相熟。阿尔恩也是阿尔昆的密友，他可能正是阿尔昆与莱德拉德的引介人。

798年春夏，受查理曼派遣，莱德拉德与提奥多尔夫作为钦差视察高卢南部。提奥多尔夫的长诗《致众法官》详细记载了巡查经历。在诗作中，提奥多尔夫评价莱德拉德“学问出众、智识过人、德性充沛”，并且透露莱德拉德已获得任命，即将成为里昂主教。根据维耶纳主教阿多的《编年史》记载，8世纪后期的里昂主教阿多去世后，他的一位名叫伊尔都依努斯的晚辈亲属执掌了里昂教会，但并未获得主教名分。此后，经查理曼任命，“莱德拉德，一位非常重视世俗权威、对政权颇有助益之人，统治了里昂教会”。

作为查理曼最为倚重和信任的教会人士，阿尔昆与阿尔恩是否在莱德拉德的主教任命中发挥作用尚不清楚，但三人的友谊的确在法兰克教会的战略格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阿尔恩与莱德拉德分别主持处理了查理曼对外扩张的东南战线与西南战线上的两大宗教事件：潘诺尼亚的阿瓦尔人皈依问题与西班牙边区的“嗣子说”异端。阿尔昆通过这两位主教对事件的发展施加了重要影响。“嗣子说”发源于8世纪下半叶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8世纪70年代，查理曼在西班牙边区与塞普提马尼亚的军事扩张，使“嗣子说”成为法兰克教会需要面对的问题。持“嗣子说”的乌尔赫尔主教菲利克斯成为众矢之的。面对诘难，菲利克斯在表示悔改之后，逃往当时“嗣子说”大本营托莱多。在794年的法兰克福宗教会议上，阿尔昆主持了对菲利克斯与其他“嗣子说”信奉者的缺席谴责。799年5月中旬，在亚琛宫廷，阿尔昆与菲利克斯在查理曼面前进行了一场辩论，以阿尔昆胜利告终，菲利克斯再度公开表示悔改。将菲利克斯从乌尔赫尔带去亚琛的人正是莱德拉德。阿尔昆的两封书信透露，莱德拉德在就职里昂主教前后，就已经参与西南地区反对“嗣子说”的运动。宫廷辩论结束后，查理曼将菲利克斯交由莱德拉德软禁于里昂；莱德拉德可能还兼理了乌尔赫尔主教教区。此外，他还与纳博讷大主教尼福利迪乌斯和阿尼亚修院院长本尼迪克特前往比利牛斯山区，肃清那里的“嗣子说”。阿尔昆则送去新撰的教理手册予以襄助。莱德拉德很好地履行了职责，据说他每日都有进展，使多达2000人回归正统教义。

莱德拉德可能是查理曼晚年最信任的臣属之一。他是查理曼811年所立遗嘱的30名见证人之一。大约同时，查理曼向治下的大主教发布通函，要求他们对与洗礼仪式相关的17个问题作出回答。在现存的回信中，莱德拉德撰写的洗礼释义篇幅最长，尤为强调洗礼仪式承载的宗教与道德意涵，以及向属民宣导的主教职责。收到诸封回信后，查理曼向莱德拉德追问对洗礼中弃绝魔鬼环节的进一步阐释，后者的回函围绕道德问题展开，切中晚年查理曼的个人关切。

814 年，查理曼去世，其子虔诚者路易继位。此后不久，莱德拉德受新皇帝派遣，前往马孔处理教会地产事务，但同时开始筹划退休。莱德拉德选择副主教阿高巴德作为接班人，在正式退位之前，就已安排三位主教为阿高巴德授职。这种做法因有违教规而受到非议。但阿高巴德的接任最终在816年的亚琛宗教会议被批准，并得到皇帝认可。卸任后的莱德拉德进入苏瓦松的圣梅达尔修院。821年，萨尔摩迪修院院长提乌特米鲁斯在写给都灵大主教克劳狄乌斯的书信中表示，莱德拉德喜闻克劳狄乌斯又有新的圣经注释问世，迫切希望与他会面或通信。可见，即便可能已年逾七旬，莱德拉德仍然思维活跃。莱德拉德于12月28日辞世，年份不明。

根据以上考证，我们对莱德拉德的生平可以形成一个大致的认识轮廓：他可能出生于8世纪50年代左右巴伐利亚地区的一个贵族家庭；在弗莱辛度过了人生的前30年或40年，在此期间，他跟随主教阿尔贝奥修学，与阿尔恩结识，并获得教职，因查理曼向巴伐利亚地区的扩张而与加洛林宫廷结缘；大约在40岁左右进入加洛林宫廷，在阿尔昆指引下学习宫廷知识，为国王服务；50岁左右，作为钦差出巡高卢南部，出任里昂主教，并参与肃清“嗣子说”的运动；晚年退隐于纽斯特里亚。莱德拉德拥有广泛的人脉资源：他与阿尔昆、阿尔恩交情笃厚，与提奥多尔夫、本尼迪克特有过共事经历；更为重要的是，莱德拉德深得国王查理曼的信任，这是他政治生涯的立足点。

二、里昂改革的实践过程

据莱德拉德回忆，查理曼当初遣他赴任里昂时，要求他“汇报传闻中那个教会的失政……矫正以往疏失，并且避免此类疏失在未来再次出现”。他上任后也确实发现，当时的里昂教会“在礼拜仪式、建筑和其他圣事器物等诸多方面都处于凋敝的状态”。在加洛林的政治话语中，“失政/疏失”是一个语意很重的宗教概念，特指教会未能对其治下教会充分履行牧灵职责而犯下的罪业。尽管在上述语境中，所谓“失政/ 疏失”或许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莱德拉德所言确实可得到其他文献的印证。